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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笑诺贝尔(其实,我很想知道研究结果,比如为什么手指划过黑板的声音会让人厌恶 ^^b) 颁奖者是真正的诺贝尔获得者 1991年,科学幽默杂志《不可思议研究年刊》(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AIR)模仿诺贝尔奖,创立了一个名为搞笑诺贝尔奖的奖项。此后,它一直受到哈佛大学的力捧。今年,哈佛拉德克利夫科幻协会、哈佛拉德克利夫学生物理学会就与《不可思议研究年刊》共同赞助该奖项。 《不可思议研究年刊》杂志的主编马克·亚伯拉罕斯说:“搞笑诺贝尔奖的目的是赞扬那些不同寻常的富有创造力的发明,并且这个奖项还可以刺激人们对科学、医学和科技的兴趣。” 虽然所有获奖的研究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都在享有威望的科学及医疗杂志中发表过,但与诺贝尔奖不同的是,搞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不仅不会因获奖而得到奖金和受到公认,并且也不太有可能因该发明研究而使科学和医学出现巨大的变革或突破。但是,令人瞩目的是,为这些搞笑诺贝尔奖的获奖者颁奖的却是真正的诺贝尔获奖者。 06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的获奖者 生物学奖:荷兰瓦赫宁恩农业大学的巴尔特-克诺尔斯(Bart Knols)与坦桑尼亚的国家医学研究所、奥地利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同事共同证明出,带有疟疾的雌性按蚊对比利时的林堡干酪和人脚的气味有着同等的兴趣。 此外,他们曾在1996年刊登于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的报告中提到:“我们已经证明出了,3种不同种类的按蚊都喜欢根据不同的气味而叮咬志愿者裸露的不同部位。” 鸟类学奖: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伊凡-施瓦布(Ivan Schwab)和已故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菲利普-R-A-梅(Philip R.A. May)共同阐释了为什么啄木鸟不会头痛的原因。 营养学奖:科威特大学的韦斯米埃-艾-胡提(Wasmia Al-Houty)与科威特环境政府当局证实蜣螂其实是一类过分讲究吃的“食客”。 和平奖:身为威尔士梅蒂-蒂德菲尔人的霍华德-斯德普莱顿,发明了一个可以发出一种高频噪音的装置。因为这种噪音只有青少年才可以听见,因此这种技术随后应用于手机铃声之中,这样,青少年就可以轻松听见铃声而不被老师发现了。 声学奖:芝加哥西北大学的D-林恩-哈尔彭(D. Lynn Halpern)、伦道夫-布莱克( Randolph Blake)以及詹姆士-希伦布兰德 ( James Hillenbrand)在1986年进行了一个旨在发现为什么手指划过黑板的声音会让人厌恶的原因的实验。 医学奖:田纳西大学医学院的弗朗西斯-费斯米尔(Francis Fesmire)与以色列团队共同发表了一篇名为“通过用手指按摩直肠来解决难以处理的打嗝”的论文。 数学奖:澳洲科学及工业研究机构的尼克-斯文森(Nic Svenson )和皮尔斯-巴恩斯( Piers Barnes)计算出了为保证一群人中没有一人在拍照时闭眼,必须要拍多少张照片。 zt-反腐败:治标不如治本(张维迎)反腐败:治标不如治本 by张维迎 收入分配差距是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些不仅是效率的要求,也是公平的要求,如个人在能力禀赋、教育水平、勤奋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但我们必须承认,一部分收入差距是腐败造成的,这样的收入差距是人们最不能容忍的。 计划经济下,也有腐败,典型的表现为招工、提干、招生中的“走后门”,投资决策中的“照顾家乡”。人们感觉到改革以来腐败比原来严重得多,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原来非货币形态的隐性腐败,变为货币形态的显性腐败,原来是送人情、关系“串换”,现在是送现金。如果把非货币的因素算进去,改革之前的收入差距可能比统计显示的要大些。心理上,人们对货币形态的腐败比实物形态的腐败更难以忍受,我称之为“可观察性偏见”(visibility bias);二是实际的腐败确实增加了。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假定政府官员与我们普通人一样,平均来说,他们既不比我们更高尚,也不比我们更自私。在这个假设下,我曾用一个数学公式分析表明,实际腐败的增加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上述五个因素都与权力有关。权力是腐败的“本”,其他方面是“标”。反腐败要“标”“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增加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和公众监督对遏制腐败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任何政治制度下,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和可监督性总是与权力的范围和大小成反比的。当政府官员的权力超过一定的“数”和“量”时,要做到透明是很难的。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判断一个公职人员在采购茶叶时是否有吃回扣的行为,但我们很难判别一个投资几十亿元的项目是否合理,或者一个投资项目选址于特定的地区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还是官员以权谋私,或者政府给某个外商划拨一块地是为了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还是权钱交易。一句话,我们希望政府为我们办的事越多,政府的透明度就越低,监督就越困难,我们所不希望的腐败就越严重。一些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也有很腐败的政府就是这个道理。 有人曾提出“高薪养廉”的建议,有一定道理。两个法律系同班毕业的同学,一个当律师年收入几十万,另一个当法官年薪几万,要让后者抗拒前者贿赂的诱惑是很不容易的,即便不是不可能的。“高薪养廉”的作用机理是使得官员认为“腐败”不划算,但在政府官员权力过大的情况下,为了使得廉洁比腐败成为官员更好的选择,工资水平必须相当地高(有些部门可能要数十倍于现在的工资水平),“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官员工资太高的话民众也不会接受,在当今的中国更是如此。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针对当时反腐败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私人产品(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使用上没有排他性)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我的意思是说,反腐败必须治本,不能治标不治本。同时做到经济高增长和没有腐败的前提是,废除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权力。一方面强调反腐败,另一方面又不想减少政府的权力,是掩耳盗铃,叶公好龙;不仅做不到,即使短期内做到了,也是以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为代价的。这是一个实证命题,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把问题说透彻,这是学者的责任。当然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代价是个价值判断问题。2000年3月,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发言中讲到,“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如果废除了政府审批,中国的GDP可以增加30%,腐败至少可以减少50%”。这个发言对随后的审批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万个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个有效的行动! 必须承认,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发表的否定企业家群体的言论会引起社会上的共鸣。当创造价值和寻租活动混在一块以后,人们容易观其一不观其二。但我们必须明白,这是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体制造成的,是需要通过政府体制改革解决的问题。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够使得寻租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只局限与最小的范围,到那时,企业家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 为此,我们需要了解“租”的根源在哪里?简单地说,任何租金都来自垄断;反过来,有垄断,就有租金。像土地、矿产资源这样的东西属于自然垄断,解决寻租的办法,最简单就是划分产权,产权明确了大家就不会寻租了;产权不明确,大家都会为争夺租金展开竞争,不仅滋生腐败,而且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目前在城市土地和矿产资源方面的寻租活动之所以泛滥,就是因为产权不明确、交易方式不规范造成的。 另一类是政府的规定带来的垄断,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政垄断或法定垄断。比如说,电信只能发三个牌照或五个牌照,个人办企业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这就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带来了行政垄断租金,寻租的过程就是通过一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手段(包括贿赂)打破“合法”的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寻租活动和创造价值是结合在一块的问题,寻租活动部分地恢复了价值的创造,这是经济学界早已得出的结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废除垄断;或者,在没有办法废除的情况下,通过诸如“公开招标”的方式增加交易的透明度,减少寻租活动。 谈到寻租的问题,我不得不谈一下国有企业的问题。我的一个简单的判断是,国有部门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寻租场,甚至可以说是“耗租场”,因为它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但是只创造很少的价值。看看国有银行25000亿的呆坏帐就可以了。这些呆坏帐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亏损造成的,只有20%可以收回来,也就是5000亿,其余的20000亿全部没有了,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寻租者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电信公司员工的工资比其他竞争性行业要高得多,就是垄断行业全员寻租的证明。 国有企业靠垄断赚的“利润”不上缴财政,而亏损了由政府财政补贴。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用多数纳税人的钱“贿赂”一小部分人,也是一种腐败,类似选举中的“贿选”。 只有当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减到只限于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公共领域时,政府权力才可能透明,我们才有可能做到“高薪养廉”,腐败现象才有可能被基本根除,才有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 2006年3月25日修改定稿 发生了甚么事?发生了甚么事? 它业已发生 而且正在发生 也将再次发生 如果没有任何阻挡的事发生 无知者一无所知 因为他们太过无知 罪人也一无所知 因为他们都太有罪 穷人注意不到这些 因为他们太穷 而富人也不理会 只因为他们太富 笨人只是耸耸肩膀 因为他们太笨 聪明人一样只是耸肩 他们太过聪明 年轻人不关心这种事 只因为他们太年轻 而老人也不关心 因为他们都已太老 这就是没有任何事发生 来阻挡的原因 也是它过去发生 仍在发生,还会再发生的理由。 ---奥地利犹裔诗人艾立克'福莱德(Erich Fried, 1921-1988) RPG之最[转](难得那么长的博文我看完了,呵呵,不是完全同意但是还是觉得写得蛮不错得啦,个人对金庸群侠及续作还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天地劫系列的难度的确有点……BT,动辄血溅樱花,神魔的画面很很烂,跟DOS时期的炎龙2差不多,不过就战旗来说剧情和战斗都没得说…… 夏侯仪是很cool,可以理解作者这个幽城迷的感情,呵呵~~~ 另外反派说的太少了,记忆中想进去K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比如新绝三里的孤苍雁,他以卑鄙手段杀掉燕南天的时候相信想K死他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吧... by laka)
作者:轩辕少年
最好的情节:幽城幻剑录 最欠缺好的情节:幻想三国志 最好的结合:天之痕 最幸运的游戏:老仙剑 没什么好说的,老仙剑生于一个特殊的年代注定它在国内的至尊地位无可动摇.
最虎头蛇尾的游戏: 新绝代双骄一 最言过其实的游戏: 剑侠情缘 金庸群侠传与武林群侠传 最强的游戏性: 最终幻想7 最无视画面的游戏: 老仙剑 天地劫 勇者斗恶龙 最强的操作感: NAMCO三大传说 最遗憾的移植: 最终幻想8 最像的游戏: 飘羽系列与伊苏1和伊苏2 最力挽狂澜的游戏: 最终幻想1 最终幻想10 永远的伊苏6 最难忘的瞬间 幽城幻剑录: 1 回眸一笑百媚生,幻剑残影忆前尘。(开篇动画) 最大的花瓶: 妮可--云和山的彼端 最高人气的女性: 各大系列中各选出一个,来源于众多网站与杂志的统计。较为敏感的话题,为避免血的斗争,在此帖中请不要将不同系列中人物进行比较。例如:你可以说“我认为小葵比雪见好”,但不要说“我认为雪见比车芸好”等等。 仙剑系列: 为爱而改变的千金小姐--雪见 最高人气的男性: 同上,请不要将不同系列中的人物进行比较 最有形的开场白(或宣传语) 最有形的道具名称: 天地劫 最离奇的剧本来源: 轩辕剑三--云和山的彼端 最可悲的男主角: 夏侯仪(幽城幻剑录) 殷千炀 (寰神结) 桓远之 最具争议性的游戏: 轩辕剑四 仙剑三 最终幻想8 最终幻想9 老英雄传说四--朱红血 剑侠情缘 Anagram的游戏-not only Da Vinci Code[转] 《达芬奇密码》书中迷宫的大门,是用菲伯纳奇数列和字词游戏的打开的。最先出现的字戏也是千百年来最为流行的一种 – anagram,词语拆组。
端量 The Mona Lisa 如何被改成 Oh, Lame Saint。某些读者可能感到‘半’头雾水。其实,在英语高度普及的今天,用几个简单的词汇就能‘甩干’:
Anagram 可带来意外的谐趣:
Anagram 自然是讽贬的利器: 美国总统幸免弹劾,但难逃公愤。 Anagram (改变后的词语) 如能阐释原词语所表之物的功用,就被叫做Anigram: 转变前后的词语若辞义等值,则被称作 Anugram : 日常生活里不乏词趣,待君俯拾: [转]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分析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分析
作者:张 超
编者按:这篇文章探讨的是极端民族主义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态度激烈的多,理智论述的少,怎么看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以及我们所处的地位和应该采取的措施,这些问题是中国的热点也是痛点。学术上的讨论应该是开诚公平的,欢迎大家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这篇文章不过是声音里的一种,我们期待其它更多的声音。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二、民族主义的分野与当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
三、极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特点和暴力倾向
【注释】
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半殖民地经历的小农国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滞后,长期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地位。外国势力的长期压迫、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情绪、抗拒全球化的封闭心态和某些势力的鼓惑与煽动,培育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肥沃土壤。全球化时代下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长期存在和恶劣影响,最终可能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长期以来自认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国人夜郎自大,自以为“华夏”乃世界之中心,汉民族甚至将周边的其他民族蔑称为“蛮”和“夷”。沿袭这一观念,当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来时,国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称之。中国的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华中心论”,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国家,朝贡制度即为一例。从此种意义上说,当代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级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优越论”严重束缚了国人的眼光和思维,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说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现实。[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导致国家强盛,何况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是永远的强国。
近代中国从虎门销烟起,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抗日战争等战争和旅顺、南京等大屠杀,早已失去了往昔的东亚之尊。近代中国的历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感,长达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赎理想主义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种“四万万同胞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废墟上的,这个废墟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清代中叶以前,国人眼中的日本不过是个学着中国走路的东夷小国。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制造了当代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共领导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当作政治旗帜。但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扶助,这场革命对继承了沙皇俄国对外策略的苏联却另眼相看。其实,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苏联对现代中国内战的干预也从未间断。在苏联的策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卷入了朝鲜战争,其结局是不胜不败。朝鲜战争没有使中国变得独立,相反却加重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30年以后再度打开国门,才发现中国的落后程度有多大。这是20世纪后半叶国人经历的又一种挫折。
随着“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事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文革”结束了,国人重新认识到过去30年中他们信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实近乎于破产。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义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
自由主义思潮遇到打压后,正统意识形态并未能收复“失地”,在这一思想空间里,新左派思潮、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等蠢蠢欲动,其中极端民族主义发展最快。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恰巧遇到了经济全球化浪潮,过去20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对外摩擦也随之增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理性的民族主义畸变成了可怕的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部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是当时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高峰。当时有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问,这几部明显违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书是否代表官方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先生在回答时只能说,这些书的问世至少说明中国还有言论出版自由。1999年美国空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地下室事件更是引发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高潮。
现代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的过程。虽然中华文化也可参与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但作为一种前现代性的文化,它在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象西方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如何理性地区分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这些问题在一个理性主义者眼中是很简单的,但对一个现代化进程不断遭遇到挫折的小农国家的普通国民来说,却需要有非同寻常的鉴别力才能弄清楚。就本质意义而言,这需要一个启蒙的过程。从满清之季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到共和国草建后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来看,国人还是习惯于以夜郎自大和闭关锁国抗拒全球化的方法来维持民族的自尊心。理性精神的缺失表明启蒙事业远未完成。21世纪初的中国,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赛跑。
二、民族主义的分野与当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主义不是一套完善的意识形态,作为思考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强调民族在解释历史发展和分析当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宣称“民族特征”是人类划分的主导性因素,它在本质上要求每个民族组成一个主权国家[2]。人类历史上有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从其基本理念来划分,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可称为立宪民族主义),也有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极权民族主义);从民族主义对社会变革的主张来看,有温和主义的自由主义,也有极端主义的民族主义。本文所要重点分析的是后者,即极端民族主义和它的恶性发展极权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乃源自对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的厌恶。“民族主义情绪在这里是指在政治上特别强调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不顾其他价值观念,如戒绝杀戮,遵守国际法以及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维持国际合作,以此寻求本民族的利益。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关系就如同自私自利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自私自利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会顾及别人的利益,而个人主义的信念是,只有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别人自由地追求他们的利益才是合理的。[3]”良性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形式上有相象之处,它们都以爱国的名义影响民众,民众往往很难识别极端民族主义的真正政治面目。
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真正在全国发生影响,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始自世纪之交,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活跃起来的。由于新的信息技术的交互性特征及其低廉快捷的性能,鼓励了民众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也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技术手段。正是互联网使民众得以通过网络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思想上的同道,极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们就是这样聚合起来的。这些志同道合者散处各地,虽然理论修养参差不齐,政治经验各异,但很容易通过互联网沟通联络、讨论时事、发起动议、进行游说。“9.18”爱国者同盟网等5个网站即在北京市东城区成功地组织百万同胞签名参加抗议日本的活动,此项游行示威活动差一点就成行了。
日本是在20世纪犯下严重战争罪行而又拒绝认错的唯一国家,至今其右翼政治势力仍然拒绝承认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不仅不为其当年的战争罪行忏悔,相反还通过教科书、历史展览等种种形式试图掩盖乃至歪曲国家犯罪的历史。战后日本利用了被侵略国家的宽容,躲过了严厉的制裁,却保留了当年侵略者对被侵略国家的傲慢和掩藏在礼貌表面之下的蔑视。尽管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杀害了数千万中国人,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本着以德报怨的精神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可是,日本朝野似乎对此并不领情。许多日本人甚至拒绝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之罪恶及其失败,认为日本只不过是败给了强大的美国,但并未败给中国。而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那些在历次侵略战争中丧命的将士仍然被当作为国捐躯的英雄来纪念。总体来讲,日本是一个怯于面对自己国家历史罪恶的民族,在其民族自尊的背后其实掩藏着道德上的懦弱。
中国民间对日本的不满由来已久,2003年发生的一些事件让极端民族主义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2003年6月,有民间组织发起登上钓鱼岛;8月,网上万人签名反对京沪高速铁路使用日本技术;9月,又发生了日本游客集体赴珠海嫖娼的事件。紧接着,2003年10月29日,西北大学爆发了反日抗议活动,这后来又演变成西安街头的示威游行。这次反日风潮的起因,据说是4个日本师生在该校外语学院的日本文化艺术节上的下流表演。这本是一个学校内部秩序的管理问题,至多也不过是日本师生不当行为在中国引起的一起治安事件。然而在反日、仇日情绪的刻意渲染下,对日本师生的不满急剧演变成了带有打、砸、抢性质的学潮,惊动了两国政府的高层,成为一起外交突发事件[4]。
在西北大学事件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荒诞的现象,与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反华仇华暴行一样,日商投资企业被砸,无辜的日本留学生被殴打,留学生楼和西北大学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后期的示威行动演变成了西北大学师生和防暴警察集体保卫西北大学的行动。“西北大学党委用了这样一个字眼,就是如果没有及时制止的话,它会成为西北大学的空前浩劫。[5]”这种暴民运动实质上是“义和团”精神的现代翻版,是“红卫兵行动”在21世纪的再现。
在现代科技和特定政治文化的支持下,不仅中国的普通公民和民间小团体得以在BBS论坛等地方找到了议论外交事务的机会,而且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们也利用网络的虚拟空间和匿名发言方式煽动激进行为和观念。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毫无顾忌地在网站上发表和转载反日、仇日的言论和文章,乃至于号召抵制日货、强攻钓鱼岛,有人甚至主张进行一场东京大屠杀,把日本妇女都强奸了,把日本男人都杀了。这样的言论在平面和音像媒体上是无法想象的。由于互联网成了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网络民族主义”[6]。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吕宁思在2003年11月4日的时事开讲栏目中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强烈的感觉到一种现象,就是中日关系在民间很难冷静讨论。主张理性处理中日关系的言论,往往被民粹主义的热情所淹没,甚至为此常常出现人身攻击和谩骂,这些都是一个文化优秀的国家公民所应有的道德水平吗?中国最厉害一个词就是‘汉奸’,而这个‘汉奸’直接就和中日关系相联系的。事实上,我们包括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不管是在讨论任何问题上,只要谈论到对日的关系,都有人被骂‘汉奸’的。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在中日关系上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东西都调动出来,将来对中国并没有好处。[7]”
中国政府并未像对待其它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打击压制这些言论。原因之一是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理念上,抨击美国或日本符合正统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另一原因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成堆,积重难返,需要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于是在与国内政治不太密切相关的对外关系上让民间有一个发泄声讨的对象,就符合官方的利益了。因此在互联网上凡是出现批评国内政治的观点或涉及到敏感话题的贴子,很快就会被网站管理员依照政府的要求删掉;但如果网民们在互联网论坛上鼓吹反人类的种族灭绝行为,例如赞扬在美国制造“911”事件的恐怖主义行为,却不会受到来自官方的任何压力或指责。
三、极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特点和暴力倾向
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家们哪怕是那些从骨子里鄙视大众的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都喜欢强调“人民”、打着“人民”的旗帜行事,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似乎就占据了道德优越感和政治制高点。通过强调热爱国家(以及隐在这个抽象的概念之后的政治家)、热爱民族,政治家往往可以动员大批民众。在各种高举“人民”旗号的意识形态当中,极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又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血缘关系,至少在俄国和中国是如此。作为多数暴政的理论基础,民粹主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理由;它排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蔑视程序正义原则,是一种对宪政秩序及其性质的根本误解。
在民粹主义者眼中,与其说人民是伟大的,还不如说人民被当作群氓来利用。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主张,任何个人的存在都要服从集体或群体,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随时可以而且应该牺牲个体的利益。民粹主义强调大众对社会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鼓吹街头运动,却排斥程序民主和法治,因此它无法导致政治进步。当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很可能引导社会走向动乱。
在中国,民众用自发的游行示威来表达和直接参与对外关系的处理,表面上看是外交事务参与的大众化,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并不正常的局面。因为,民众们在政治参与的基本层面──国内政治的参与方面──事实上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权利,公安部门原则上不会批准学生自发组织的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只有举着民族主义旗号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才偶然有机会上街成行。在涉外示*威*游*行活动中,很可能有人会趁机渲泄情绪、做出过当行动,而这样的情绪渲泄本身可能包含着很复杂的动机,包括不满意缺乏基本政治权利等因素。
在民主社会,只要法律许可而公民承诺并不危害社会或其它人的利益且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公民就能享受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而在中国,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经批准就不能得到的,何况行政批准程序本身的目的就是阻止宪法的实施。中国的民粹主义式极端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民族的名义,捍卫着这个剥夺自由的系统。也正因为如此,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动才被容许。可是,由于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示威游行活动中,人们情绪的渲泄可能指向当局不愿意触及的话题,所以这类示威游行活动也经常被劝止。
启蒙大师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这是唯一的一句在中国教科书中被反复强调的有关自由的经典语录,但恰恰是这段唯一被认可的经典,人们往往只理解了后半句。中国所缺少的是孟德斯鸠前半句话所言,而民粹主义所煽动的一些极端行动则恰恰符合孟德斯鸠的后半句话。
真正的政治现代化只有通过政治民主化才能实现,以反对外国为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街头运动并不代表政治现代化的进步,相反,它很可能被极权主义所利用,当年纳粹党煽动的排犹运动就是如此。在国内的BBS论坛上常常有这样的帖子,句首是“是中国人就看”、“是中国人就不要删除”。西北大学学生的游行宣传单上也写着“是中国人就不要撕;如若撕之人人得而诛之”。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现象:似乎只要举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站在这个旗号之下的人就自动拥有了无限的权威,可以判别或剥夺中国公民的公民资格。在中国最大的商业网站新浪网上,每逢重大事件,如伊拉克战争或讨论巴以冲突的合法性问题,这些话题本来关系到人权主权孰高孰低的政治哲学命题,但辩论的结果总是呈现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果,那些支持西方国家的网友被谩骂成“汉奸”、“卖国贼”。
谁赋予极端民族主义的捍卫者们这种天然的权威和权利?他们有什么资格剥夺他人保留和发表其观点的权利?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想举着各种旗号为自己封一个天然的无限权威,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无非在重复这种举动而已。极端民族主义自以为把握了唯一的道义标准和利益尺度,因此觉得自己使用的话语工具和诉求是唯一正确而高尚的,动辄无视其它价值观念的存在,动辄以文革式的语言宣布“人人得而诛之”,视公民权利和人性的尊严为草芥。
针对这种现象,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说过:“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8]”
极端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权威的形成都不是自封的,而是来自于基于成员个体同意的共同体的道义基础。所谓的国家主权并不是政府意志的代名词,国家主权不过是人民主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延伸,最终服务于社会的个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有权利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或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民主制度本身之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允许各种价值观自由地讨论,不会排斥异己。
极端民族主义不仅仅直接抵制民主制度,而且也固执己见、排斥其他观点、拒绝各种观点之间自由充分的交流,从而就拒绝了以民主的方式与持其他观点的人平等共处,这也意味着拒绝了维护公民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制度安排。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沿着它的思路发展下去,它势必还要千方百计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压制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空间,一旦走到这一步,极端民族主义就变成极权主义了。从希特勒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历史上持极端民族主义的权力发展到了极权主义不都是这样表现的?
极端民族主义还忘记了人类生活的本来意义,人类社会最终是靠爱来稳固的,而不是靠恨和敌意来维持的。非此即彼、非敌即我的简单思维常常让我们忽视一些本原的东西。在国际关系领域,极端民族主义这个自封的无限权威以牺牲洛克、杰斐逊、密尔们所珍视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为代价,去追求一种虚幻的“帝国”的荣耀和自豪感。人类历史上有过好几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统治者,这些暴虐的领袖任意拿国家和社会这个有机体作活体实验,最后以统治者的败亡和国家民族的巨大苦难而告终。
中国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获得权力,它只是服务于现有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为自己寻找、扩大话语空间。在它的眼中,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就是帝国主义化;而为了它要捍卫的“民族”和“国家”,宁可构建一个封闭而落后、了无生气的社会;它拒绝审慎渐进的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以对“国家”(事实上是对统治者)的忠诚为标准的封闭的等级秩序。依照这幅图景,极端民族主义如果能主宰一切,它所成就的也不过是拿破仑式的帝王基业。
在国际关系方面,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是不理性的冲突和对抗,而不是谈判、对话和合作;它甚至乐于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这样或许正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极端民族主义者虽然不是一个阶层,但却可能因其观念主张而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希图通过争取话语权力而获得社会政治地位。一旦他们成功了,理性的真正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将为自己曾经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宽容和同情而感到后悔。
这种充斥着民粹主义暴力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在青年人当中颇有市场,除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外,还因为它是一种廉价的精神麻醉剂,它可以让没有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人们暂时忘却自己的卑微和痛苦,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的过程中发掘体验到虚幻的“伟大”和“英勇”,尽管寻找这种体验其实常常就是向专制妥协的结果。他们更不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他们痛斥宪政民主国家时,他们事实上所捍卫的究竟是自己身边的自由还是专制?
现今中国的执政集团虽然大力推行经济发展,但政治改革却被置于脑后。事实上,把民众对其执政的认同建立在经济绩效之上是相当危险的。一旦经济发展因腐败和其他种种制度内生的原因而遭到挫折,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同时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又形成一种无法控制的社会运动,政府会不会干脆充当起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引路人?如果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结合起来将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产物,是否就是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会不会拿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动员社会的口号?假如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每5年、10年周期的领导人更替交织在一起,会不会有领导人铤而走险寻求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支持?这些风险都是可能存在的,国人不得不未雨绸缪,冷静思考。
【注释】
[1] 《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一部分第260页,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8页。
[2]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卷,第531页。
[3] 出处同上,第532页。
[4] 转引自凤凰卫视同日时事开讲何亮亮先生语,http://www.phoenixtv.com:8086/fhkp/singlepage.jsp?itemId=141811&currchid=489)。
[5] 出处同上。
[6] 朱学勤,“这一年:基于自由的创造”,《南方周末》2004年新年特刊,见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t/zztk/zggc/200312310082.asp。
[7] 出处同注[4]。
[8]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第2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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